三年的疫情，带给我们的，除了肉眼可见的经济萧条，和焦虑压抑的情绪之外，最大的创伤是疫情“对人的驯化”，这才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，人们长久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。纵观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，疫情就算结束，也会出现巨量的人已不再适应没有疫情的生活，自杀轻生者众的现象。这种现象，称之为“驯化综合症”。
疏理各类骇人听闻的新闻，你会发现，人们对防疫措施对私生活的粗暴干涉，渐渐不自觉地拉低了接受的底线。最初防疫“变相强制”要求你打疫苗，你觉得不合适，直到后来让你每隔48小时测核酸，觉得打疫苗能接受；到了让你静默呆家别动，你觉得测核酸还算人道；你对动不动封小区开始有意见，后来觉得只要有白菜吃肚子不挨饿就能接受；直到有人开始不经许可撬门破窗随意“消杀”，你又觉得只要不撬门，一切也能接受……
这就是致命的驯化。大多数人在不自觉中完成了“驯化历程”。这种驯化的致命之处在于：拉低了社会文明的底线，让你逐渐接受沦为“贱人”的正当性，并对外部的粗暴干涉认为是理所当然，且不自觉地为身处“道德洼地”自行辩护。
驯化的第一层境界：被驯化者，会自我消解暴虐状态下的屈辱感。对于外部世界灾难给予的压力，受害者会将最初的恐惧，从心理上寻求接受的角度，他们试图说服自己，承认灾难的烈度很正常，从而消解自己处于暴虐状态的屈辱感。
1973年8月23日，两名罪犯，在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一家银行失败后，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，在警方与歹徒僵持约六天后，因歹徒放弃而结束。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这四名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，甚至还有一名女受害者，因为一名绑匪给了她一个面包，觉得很有爱，想嫁给他。
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。这个案件激发了全世界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，他们最后研究得出结论：人性能够承受的压力，有条脆弱的底线，当遭遇残酷对待，却又无能为力时，而此时施暴者成为唯一面对的对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受害者会认为，他们能活着，吃的每口饭，每一滴水，甚至每一次呼吸，都是施暴者给予的恩惠。
该种症状，在法律上又叫“人质效应”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症状会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：一、面对突然袭来的外部伤害，本能地恐惧与排斥；二、在恐惧不安的情绪中，身心受到煎熬，并接受自己无力改变；三、对施害者的行为，自我说服，认为对方也是身不由己，授命在身，合理化施害行为；四、帮助施暴者继续施害，对施害行为进行主动配合，替加害者说情，并美化施害者。
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感到不寒而栗。大疫当头，你到了第几个阶段？我深信大多数人已经到了第二阶段，还有相当些人已到第三阶段，当然也不要过于对人性的脆弱感到颓丧，到第三阶段为止，这种症状还没让你从“受害者”变成“施害者”，真正需要警惕守住底线的是，要用坚强的毅力阻止自己走入第四阶段。
如果到了第四阶段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被驯化，成为光荣的“斯德哥尔摩患者”。譬如：前些天有人写了篇大概意思是“法律要让位于防疫”文章的那位作者，就是典型的该症状病入膏肓者。他认为，撬锁破窗防疫，不遵守法律，这是为了所有人好，不仅不该批评，还需要赞美。
驯化的第二层境界：从受害者中，选择相当比例的受害者，转化为“施害工具”。对这些被选择的“工具人，赋予其施害权力，进行现实情境下的角色替换，例行角色扮演，混淆善恶，进而消解其抵触情绪，瓦解其消极意志。
1971年，一个名叫菲利普·津巴多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启动了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，叫“斯坦福监狱实验”，实验的目的是想看看人在社会环境里的反应，他的初衷原本只是想探讨一下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善恶。
他以每天15美金的报酬招募愿意参加实验的志愿者，当时有近百人前来报名，基本都是美国的大学生，最后通过心理测试，选定了24名“心理健康，没有疾病，并且性格特征几乎完全类似”的学生，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监狱模拟实验。
这些学生被随机地分成了两组，9名学生扮演囚犯，9名学生扮演看守，其他6人替补，津巴多教授本人扮演监狱长。在长达两周的角色扮演中，看守由于有着管治犯人的绝对权力，他们在摄像机下，开始了疯狂的虐待行为。“看守”们的学习能力很强，惩罚方式也越来越离谱。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：服从管理的囚犯会得到特权，被分到更好的牢房和更好的伙食。直接导致其中一名扮演囚犯的大学生精神崩溃，沦为精神分裂症患者。
实验进行到这里，这群原本心理正常、性格接近的大学生，都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自己的定位：有的变成了施虐成瘾的管教，有的变成了自怜自哀的囚犯。这个实验当时备受争议，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反响，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案例，后来被许多社会学家命名为“致命的驯化”，其中揭示的道理令人细思恐极……
2022年5月25日
来源：微信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