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按：看到上海当局致上海民众的“感谢信”。“感谢”这两个字在这里极为讽刺。是“感谢”上海民众承受了它所强加的所有侵犯、伤害和死亡？我能感受到上海人的愤怒和鄙夷。昨天有两篇文章批评上海当局推脱罪责和要求它道歉的文章，很快就被删除。没有违法宪法第35条的“金刚钻”，怎么敢将它的强制侵害说成上海人“自愿”的呢? 这一事实说明，上海解封不是清零胜利，而是上海人民的反滥权的胜利。我在本文说过，靠删帖才能实行的政策就是一个失败的政策。我再次劝告上海当局，“要学会在宪法第35条下执政。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，拿出一个公共机构的诚意来，停止对《上海防疫逝者名单》及相关批评的封杀，坦率承认这些人的死亡有自己的责任，真诚地向死者家属和上海人民道歉，并选择适当日子为他们举行公祭。”（2022年6月1日）
最近有很多对过度防疫的批评，现在估且不论。只说一条，也足以说明过度防疫是错的。这就是，过度防疫必然与侵犯表达自由联系在一起。两年前武汉封城，作家方方写了《封城日记》，在我看来很是温和的，却遭到官方的打压和攻击。还有若干报道武汉真相的民间人士，也受到禁言或拘捕。前些日子西安封城，也出现一些诉说真相，呼吁改进的声音，却也被删贴或压制了。我对此曾著文“遮丑愈丑，自夸堪笑”予以批评，说“压制揭露丑闻的行为比丑闻本身更丑陋”。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，由《宪法》第35条明确陈述。宪法权利，就是基础性的权利，凝结着古今中外、兴衰得失的血泪教训，不是任何借口能够加以限制或否定，当然“防疫”也不例外。
表达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天赋权利，从认识论角度看，也是形成最佳公共决策的最好原则。一个社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，公共决策的好坏依赖于赞成这一决策人数的多寡；最好的公共决策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的决策；当然在实际上，为了降低投票成本，采取多数原则和代议制。若要知道同意某一决策的人数多少，首先是要他们表达出来。在立法阶段通过投票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听证，在日常通过言论。如果限制表达自由，公民的意愿得不到充分表达，也就无法制定充分吸纳大多数人意见的公共决策。防疫政策也是一种公共决策，它应是在公众意见充分表达，全面真实地了解防疫的成本和收益基础上，依据科学的研究与分析作出。如果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，防疫政策就没有依据并出现偏差，带来重大社会损失。
侵犯表达自由的行为在现在的上海就要加个“更”字。我写过的两篇讨论上海疫情的文章，“不能以故意致死来‘防疫’”和“‘清零’迷误”所参考的文章，都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删除。尤其是那个《上海防疫逝者名单》，记录了上海因过度防疫而非正常死亡者的姓名和死亡原因，但被上海当局追杀，屡贴屡删，上海民众仍然接力放到网上，至今已有累计180位以上的逝者记录。其中9人跳楼，4人因氧气断供，4人因透析设备不够，12人心脏病未及时救治，4人脑溢血；……本来，一个普通的政府，应该为因它的不当措施导致非正常死亡而道歉，而哀悼，然而上海当局竟丝毫没有歉意和悔意，却想让人们忘掉有这些人死去。它的直接动机是掩盖错误，但这不仅直接触犯了《宪法》第35条，而且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。肉体死了，难道也要名字死吗？
应当说，这些恶性事件是因为侵犯自由表达助长而成。长期以来，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将监视公民言论、压制自由表达视为常规工作，而这是违反《宪法》和《警察法》的。有关民企产权受到侵犯，居民房屋被非法强拆，妇女被绑架强奸，孩子因打疫苗致残，凡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想申诉、抱怨、批评，就遭到删贴，或受到警察“训诫”，甚至遭到拘捕，因而地方政府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庇护，得不到纠正，反而越发恶劣。上海也并没有比其它地方好多少。其实在两年前，就有警察半夜两点强制一老人离家隔离，老人被折腾得当场脑溢血，后来不治身亡。其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信息均被删帖（《上海疫情逝者名单》，2022，第109号）。上海政府及警方已习惯于此，只不过这次范围涉及整个上海，才引人关注。
删掉这些死者的信息，压制各种批评意见，就等于表明一个态度，即拒不承认错误，拒不改正错误。于是已经出现的恶性事件并不能使上海当局有所收敛。当周盛妮护士因核酸限制贻误救治而失去生命以后，上海当局遭到了很多批评，我也著文指出，“关闭急诊”“就等于故意致人死地，无异于亲手杀人”（2022）。这样的道理，上海当局不会不知道。但尽管上海当局表态“不能一关了之”，在那之后，仍有16人因核酸等“防疫”障碍延误救治而死亡（《上海疫情逝者名单》，2022），这更是“故意致死”。他们可以半夜三更将垂危老人从家里绑出，却不能在收治急诊病人方面雷厉风行，显然只是敷衍。因而侵犯表达自由权利就意味着坚持“防疫”恶政。这种“防疫”与侵犯自由表达联系在一起，就必定是错的。
侵犯表达自由，删除和压制求救声音、死者信息和批评意见，就是拒绝社会反馈。而一个好的防疫政策应该是在吸取社会中各方面信息，听取各种专家意见之后，综合提炼而成；并且在实施过程不断地随着参数变化和实施结果而作出调整。没有社会的反馈，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。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，他或她最清楚，生命危险来自何方，是眼前的基础病，还是新冠；是在家里，还是在方舱对他身体更有利；尤其是一些老人，当他们判断离家隔离会更容易伤害生命时，他们的拒绝是合理信息的反馈。而这种信息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说也是宝贵的，假如他们真的是为了保护生命，尊重这些个人的判断就会带来社会的生命损失最小化。而无视这些来自具体个体的反馈，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生命损失。社会防疫的最佳状态，是政府与民众博弈的均衡，而不是政府强制实施它认为“正确”的东西。
而我们看到的官方宣传，只讲“新冠疫情”，不讲其他生命损失，仿佛它的全部任务就是消灭新冠病毒。当他们说“生命至上”时，似乎此“生命”与上述的“上海防疫逝者”无关。从官方的语气可以听出，仿佛上海民众发出的求救声音，他们因亲人逝去而发出的悲鸣，各界贤达对防疫的请愿和建议，都像没有发生过。这不仅仅是态度傲慢的问题，而且是在阻断正确制定决策的条件。这就是把防疫单一目标放在“压倒一切”的位置上，对正常社会反馈机制的破坏。不把这180个非新冠逝者看作是这种过度防疫导致的错误，也就不用纠正或调整已有的政策措施，并且还报复式地走向极端。例如官方负责人说要“四应四尽”，“不打折扣，没有例外”，就比以前更加严苛了，高龄、重病都不“例外”。4月18日以后，由于这些“政策变化”，原来还可以在家隔离的94岁老人突然在半夜被破门绑走（圣地呀GO，2022），一位73岁偏瘫老人在被强制转运时猝死（陆火Media，2022）。
官方更不关心这些非新冠逝者是怎样死的。他们不是正常的死亡，而是在极度痛苦、绝望和焦虑下的死亡。由于上海停产氧气，4万名用户的氧气瓶断供。在一个养老院中“有三个老人很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，慢慢地死去。”“手指、脚趾慢慢发黑，呼吸频率加快，最后死掉了。”（《上海防疫逝者》，第151号）周盛妮护士与另一位老人是因哮喘病死亡，死前呼吸困难也应带来极大痛苦。而且在老人因阳性将其离家隔离，在没有家人在身边的情况下去世，又是一大临终的痛苦。另一个应该注意的，是精神上的重创。过度防疫的天天骚扰、步步紧逼，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折磨；更有“执行不过夜”，半夜强行将人从家里绑走；用铁网将楼宇“硬隔离”，禁止市场供给导致饥饿，都在带来恐怖气氛，等等，九人因而自杀是这种状态的极端结果。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逝者名单，它包含了死亡前的更多痛苦。
看来，官方不是不知道过度防疫的问题，只是它不想知道。有一个视频显示，一个市民向前来视察的领导喊话，反映物资供应的问题，结果他被警察抓走。这是最直观的官方切断市民与政府之间信息沟通的例子。这在传统中国都是“阻塞言路”之罪。这直接说明了官方以为消灭了抱怨和批评的声音，就消灭了它的错误。它用于证明它的过度防疫是“正确”的理由，不是是否充分吸纳了信息和意见，而是是否出自领导之口。我看到一篇文章以傲慢的口气指责张文宏，说“医生别以为自己是市委书记”，好象市委书记就自动地比别人高明。其实，我们无法证明，官就比民聪明，大官就比小官聪明。当我们说“政治领导人更重要”时，是说他能借助于充分集合和吸纳社会上各种信息的机制——其中就有“自由表达”原则——进行决策（盛洪，2017）。而该作者的逻辑是，由权力背书的就是“正确”。
在另一方面，官方又以其在位便利，利用官方宣传机器指责民间的抱怨声音，并拿出“阶级斗争”的大帽子政治化对过度防疫的批评，并把防疫的模式之别上升为大国博弈。更有一篇题为“醒醒上海，这是在战争”的文章更明白地将这次“防疫”比拟为战争（冷如，2022）。这显然解构了官方“生命至上”的防疫动机宣告，原来“动态清零”的理由说不通时还可以说是“假借防疫的战时体制测试”。这更为荒唐。首先废弃市场、代之以行政体系的结果不用测试，人类千百年的经验教训早就告诉了我们，成熟的经济学证明了无数次，难道非要用大量生命、健康和物质损失再来证明一遍吗？再者，如果为了战时体制测试就不惜伤害大量民众，导致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，那个准备中的战争也就不是为了保卫生命和权利而战，因而就不是一个正义的战争。也不应为这样的战争去做准备。
该文还故作惊讶地指责上海，“在疫情两年多的时间，上海居然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战时供给体系”（冷如，2022）。好象该文作者不知道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，实行了30多年，“居然”饿死了几千万人，直到文革结束大多数人还挣扎在温饱边缘。这样自不量力的计划经济一旦实行，就必然是效率低下、破绽百出，行政体系要做到市场的万分之一，也只能顾头不顾腚。在大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，国家计委只能制定400多种产品的计划，还经常短缺或过剩，而今天仅京东的商品就有4020万种（2014年）。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。这是哲学上的不可能。这是因为，市场是成千上万的人分散地表达他们意愿的机制，通过竞争或参照，价格逐渐收敛为均衡价格，这个价格体系再指导人们的行为，让他们进行简单计算即可（盛洪，2020）。因而市场也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机制。而计划经济或“战时体制”就是一个阻断自由表达，由自称“超天才”的人代替民众的表达的机制。
至于是否将防疫模式看成是与制度、文明或“国本”有关的竞争，更是得不出肯定的结论。如果没有自由表达，众多个人信息就无从得知，从而不能集合和融贯为好的防疫政策，却会为被人为操纵的假信息蒙骗，最终归于失败。更一般地，文明也好，制度也好，国本也好，表达自由就是最核心的原则之一，古今中外，没有一个昌盛的文明是万马齐喑的。相反，表达自由才是社会繁荣、国家强盛的根本性原则。由于表达自由，不同思想的竞争才形成思想市场，创新思想才会层出不穷；个人意愿充分表达，才会为公共选择提供民意和信息依据；众多个人意愿被吸纳进公共决策，政府才能获得民众支持的力量，才会形成政治上的认同感和凝聚力；这样的社会才会具有创新、公正和团结的特质，才真正有力量。而压制表达自由则会窒息创新，亵渎公正，涣散人心。用压制言论的规则去与表达自由原则竞争，孰能不败？
“国本论”又和“战争论”互相帮衬，暗示着和平的“竞争”终有一战。近来当局把防疫比作战争，用了很多战争语汇来形容防疫，比如说“总攻”。这样的词用在病毒身上显得很夸张。而一旦夸张，就失去其严肃性。然而这是借攻病毒来攻人。好象一说战争，“人”就没有了，他们的权利也就没有了，只剩下看不见的病毒，就可以对人动手了。将那些本来还在家隔离的体弱老人绑架出去，过度防疫致使延误、设备不够、病床不足而导致的死亡，也就合法化了。原来“总攻”的对象是人，按当局的语气，这些人只是病毒载体，而不是人，所以为了消灭病毒，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就是“最小成本”，对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以一删了之，置之不理。防疫的战争性质就体现在对这些人的残酷上，“总攻”一词难道不是道明它是把他们当作敌人吗？对于针对自己的“战争”，民众为什么要拥护呢？
“领导”的“正确”来源于通畅而充分的信息，来源于根据社会反馈的纠错能力，而不来源于对错误的坚持。我曾说过，人难免犯错误，但坚持错误，不纠正错误，则是绝对的错误。如果事实已经说明某一政策是错误的，坚持错误只能使错误更大，更难以掩饰，并不能证明“领导”高明。而纵观古今，不是“一贯正确”，而是“勇于承认错误”，“知错就改”才是领导最可贵的品质。《左传》云，“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，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文过饰非，一个国家会突然崩塌；而勇担责任，才会使文明崛起。有“罪己”的精神就不怕表达自由。我很理解官员们希望有一个值得夸耀的“防疫胜利”。但我说只有在宪法第35条下的胜利才值得夸耀。因为第一，遵循宪法第35条的防疫比无视它的防疫要难得多；第二，如果压制表达自由，压制批评，怎么知道别人的称赞是真的呢？
因此，我建议上海当局要学会在宪法第35条下执政。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，拿出一个公共机构的诚意来，停止对《上海防疫逝者名单》及相关批评的封杀，坦率承认这些人的死亡有自己的责任，真诚地向死者家属和上海人民道歉，并选择适当日子为他们举行公祭。现在做可能还来得及。
参考文献：
冷如，“醒醒上海，这是在战争”，《民生文化》，2022年4月18日。
陆火Media，“73岁偏瘫老人转运途中死亡：还要让多少生命成为‘最小的成本’？”《腾讯新闻》，2022年4月22 日。
圣地呀GO，“94岁的阿婆、93岁的教授夫妇、92岁的瘫痪夫妇…都被拉去了方舱”，微信公号《圣地呀GO》，2022年4月20日。
盛洪，“不能以故意致死来‘防疫’”，《盛洪教授》，2022年3月31日。
盛洪，“领导是一种制度”，《FT中文网》和《中评网》同步首发，2017年9月26日。
盛洪，“武汉抗疫的计划与市场”，《盛洪教授》，2020年3月23日。
2022年4月25日于五木书斋
